古典音樂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生活隨筆

《前言》

　　歷史錄音，顧名思義就是老錄音，它們當然錄音一定極差，但是仍然可以產生『音響樂趣』。理由有幾個，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正確的音響，可以把歷史錄音中真實的訊息量重現出來；換句話說，歷史錄音是另一種證明音響系統擁有高訊息量的好方法。

西方古典音樂的整個發展，可以說從巴哈傳下了一條重視『純粹型式美』的路數，同時也有貝多芬傳下了一條積極涉入『人性情感』的路數，這可以從貝多芬OP.135第十六號弦樂四重奏來看。

　　OP.135第四樂章著名的『非如此不可？』『就是如此！』，展現了人與上帝的深層對話而著稱於世；但第三樂章《和平之歌》顯然走不同路數：從OP.119最後三曲稍縱即逝的美感，到OP.126第四曲嚴肅賦格中段的單純美麗，再到OP.127第二樂章、OP.132第三樂章、OP.130第五樂章，貝多芬一直保留著從《春》、《田園》交響曲而來的『自然』之美與頌贊，在OP.135這個《和平之歌》更是美到令人流淚。換句話說，貝多芬留下一條『人』的音樂路數，探索人的奮鬥（例如《命運》）、人的狂傲放浪（例如《第七》《第八》交響曲）、人與信仰（多數後期作品）。同時間，他也留下另一條『自然』的路數，探索對於『自然』的美感呈現或頌贊大自然。

　　眾所皆知，巴哈的純粹型式可以說被法朗克繼承了，貝多芬的『人』被華格納與布拉姆斯繼承了，那麼貝多芬的『自然』被誰繼承了？

　　我本來發現正是拉威爾的《達芬尼與克羅伊》芭蕾與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繼承了貝多芬的『自然』之美；但是從貝多芬到拉威爾這麼長的時間不可能沒有中間過渡，聖桑又比較偏向從巴哈、莫札特、貝多芬到舒伯特的純粹型式美；於是我找到了一個無名卻偉大的音樂家馬格納（Alberic Magn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