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樂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生活隨筆

　　常常思考一個有趣的形上學問題：人類先天有很多種感官，隨之有各種複雜的感覺體驗。在自然科學上它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在價值觀上如何取捨呢？從小以來習慣東方文化的價值系統，讓我們習慣『戒慾』的價值觀，傾向認為慾望與隨之來的感官是沒水準的，能昇華到高妙的精神境界才是有水準的。因此我們習慣否定慾望，主動抹黑慾望（如對抽煙或吃檳榔的盲目貶抑），深信人可以戒除慾望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影響之下，明明是客觀科學的音響世界，就會出現『音響只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的聖俗二分嚴重謬誤。

　　其實真實世界一直存在另一種價值觀，認為人類的基本慾望既然是本質存在的，當然應該加以尊重；只是，人性先天容易被誘惑而墮落，所以應該制訂各種規範來節制慾望，避免沈溺於感官體驗而迷失自我良善。這是與上述『戒慾』完全不同的『節慾』價值觀，最遠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舊約聖經裡的『創造神學』。按此價值觀，把慾望努力追尋到極緻的地步，本身就是得以接近真善美的人生體驗；尊重慾望、並且擴及相對應的感官經驗，都是非常基本的人生觀。

　　在本文當然不處理兩者的詳細比較，然而，從我自己對古典音樂多年的感受再擴及到音響，甚至從兩歲小孩對聲音的尊敬；都一直表明著追求感官經驗的極緻，自然會容易得到人生所追求的真善美。

　　我在『走進《獅王、女巫、魔衣櫥》的人性處境』一文中，比較東西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取向，提出東方的因緣論與西方的始終論之對比，意謂著偏好保守與偏好冒險的人性現象：

『.........
　　就始終論的世界觀而言，每個人的意義在於他多彩多姿的經歷，這必定產生『偏好冒險』（偏好改革）的人格特質。相對的，因緣論既然以消除因果為要務，能減少是非的『偏好保守』人格特質自然被高舉。露西第一次走進納尼亞，明明衣櫥出口仍大開，她卻大膽地走進森林中；遇到人羊雖然嚇了一大跳，但隨及主動進行接觸寒喧；後來知道人羊被捉走了，立刻想到的是不顧一切冒險找方法救人。這種『偏好冒險』的人性觀與我們社會習慣的自掃門前雪式『偏好保守』實在相差甚大，甚至到了隱藏身份安全無虞的網路社會仍然如此，可見基本人性觀有多大的差異了。 .........』

　　毫無疑問的，這種偏好保守還偏好冒險的價值取向，與人格特質、道德水準或脾氣好壞毫無關係，而是一種先驗上的價值取捨；中原大學的通識教育設計特別把屬於價值觀思辨的課題獨立成『天學』類通識課程，正是因為現代生活中常常看到『天學』的取捨導致人類態度出現特定現象。而在古典音樂圈與音響圈中，除了大廠之外的『小廠』受到怎麼的評價，也出現了類似的天學思考特色。

一、前言：

　　為什麼人性會墮落？為什麼社會常有不同時代的苦難？什麼是博愛、什麼是正義？這些縈繞我們心中永遠的提問，再一次被《以父之名》這部電影所激起，我們會如何回答？如何面對心中這種盤根錯節的疑惑？

　　《以父之名》的背景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一個終日混混噩噩的年輕人，由於得不到父親的肯定，於是放縱自己的生活而當起小賊；結果卻在時代處境下莫名奇妙變成英軍追補的狙擊手，莫名奇妙被自己愛爾蘭同胞當成英雄般協助逃難，莫名奇妙被愛爾蘭共和軍領袖警告危及生命，因而莫名奇妙被迫離開家鄉前往倫敦，也莫名奇妙地在倫敦變成炸彈慣犯而被判冤獄十多年。

　　相信遠藤周作的《深河》可以感動非常多人，並引起相關的價值思考或反省。不過，我將沿續我在《震憾二十世紀心靈的黑衣人：盧貝松『聖女貞德』裡的絕望力量》一文中所提出的藝文評論架構：在我看來，《深河》正是提出了一個高不可攀的信仰力量 ── 它是非常偉大的信仰，卻是高不可攀。有趣的是，這種黑衣人式的信仰觀同時出現在西方的電影導演盧貝松與東方的文學家遠藤周作，產生非常有趣的對比。
　

修行觀與救贖觀：

　　在前文《從形而下的改裝汽車界談『價值觀的平等』》我曾提到：『我們所處的東方傳統文化是徹底的反科學』，這種反科學的態度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只是價值觀選擇的不同。然而，透過這一陣子對音響科學的認識，我卻清清楚楚地發現：走向深刻藝文心靈，必需擁有真正的科學精神。換句話說，一但放棄科學精神，或者背後隱含的理性原則，其實會直接導致人文素養的低劣而不自知。

　　至於反科學的傳統東方文化為何還是出現了很多深刻的人文與藝術？在這裡我傾向認為他們其實實踐了很多理性精神，只是他們在價值觀上覺得理性不重要，『故意』不講出來免得降低格調。柳宗元算是表現理性精神最力的文學家之一了，可惜現今多數人只知道他的文采而忽略他實踐理性之論證能力。時到今日，雖然社會的現代化導致東方知識份子照樣滿口理性與科學，但是實際上到底存不存在真正的科學精神？從我對音響科學的社會現象看來，是非常非常悲觀的。

　　於是，這篇文章將要直接挑戰很多無法掙脫東方傳統的知識份子：科學是物質的？如果放棄科學精神反而造成人文素養低俗淺薄，怎麼有資格宣稱科學是役於物呢？此外，你認為你真正的尊重科學與理性嗎？

　　我一直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是針對這位偉大的兒童文學家Ｍ．安迪。

●　從吉姆的火車頭到十三海盜

　　安迪的早期作品是『吉姆的火車頭大冒險』，內容是一派地天真無邪。人類力量是如此微小，武俠、俠盜、騎士都成為人們幻想擁有旺盛力量的童詩。對科技工業一樣可以有天真無邪的幻夢，這就是火車頭帶給小孩子的童話了。大人的世界又何嘗不是？一個謙恭有禮甚至有些懦弱的紳士，一但坐上心繫的愛車馬上就瘋狂爭先恐後，個個把生活的不滿發洩在妄想成為Ｆ－１賽車手的夢幻中，盧貝松先後兩部電影『終極殺陣』可說是描寫地淋漓盡致了。

註：本文是更新版，原始版本與豐富的回應討論在這裡。

　　欣賞古典音樂以來，我學習到『心靈躍升』的美學方法；不只應用在其他藝術領域，也成為私人重要的心靈對話來源。因而讓我注重一種音樂的欣賞方式：參與進作者創作的生命歷程，看見他心靈生命的成長與起點終點，感受他一生的藝術歷程與意義，陪伴他詢問人生的終極關懷。這種欣賞方式不是非常必需的，純粹是個人喜好。然而，往往會出現一種近似心理學上謂的『高峰經驗』或宗教上的『契合感』，所以我私人把它稱之為『神秘體驗』。

註：做為一個科學人，最關心的從來不是高蹈的科學與宗教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直接面對『我們所處的東方傳統文化是徹底反科學』這個最根本的危機。因此，貼這一篇最初步的文章；若網友們還想討論科學問題，麻煩先從這個最低階的問題做起，直接回應這裡就好...:)

　　前陣子心靈小憩站的網路讀書會進行『海明威與二十世紀文化』的專題研究，我隨之K了十幾本海明威的相關資料。對許多年來說，『老人與海』的故事應該很熟悉；但海明威是怎樣的一個真實的人呢？好好一個溫暖的家不要，跑去當戰地記者；好好的記者不當，偏偏要真的熱血沸騰地參與打仗起來。打完仗了還不算，60歲了還跑到非洲去『近距離射殺獅子』，擺明了射不中就存心被獅子咬死。然後又從飛機上摔下來兩次，瘋狂開車導致撞車連連更是不計其數...........

　　生命的狂熱發揮在文藝、宗教、學術、道德操守，我們會給予極高的偉人評價，然而生命發揮在所謂『形而下』之器──例如做好一台高級電腦、修好一台高性能跑車、煮好一碗麵......那我們是否能給予公平的評價呢？為此我走進『形而下』的科技工藝世界，看看這些所謂『黑手』的精神世界。由於個人偏好海明威式的狂暴性格，所以對當前台灣社會極易受污名化的『改裝汽車』界特別感興趣。

【註】：這也是一篇舊的電影評論文章，因為與這個心靈躍升主題相關，所以先放上來...:)

　　透過改編電影上映的推波助瀾，這本早在三十年前由國語日報社出版的《獅王、女巫、魔衣櫥》（當時譯名為《魔衣櫥》）故事又再次成為流行話題。想當年雖深深迷上這個故事，但對於故事意涵的理解卻有點模模糊糊。一個精彩萬分的故事，往往承載著豐富的精神意涵；能感受到卻說不出來，這就喪失進一步深入交流的機會了。於是隨著年齡增長，雖然己經遠超過允許進入納尼亞的童稚歲月，卻深刻體會這個故事的人性處境存在著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因此，一個預備邁向中年的成人，重新回到納尼亞的心靈世界。

　　不過老實說，個人對電影改編後太過於『迪士尼化』不是很滿意；所以本文以原著小說和電影並重，並且旁及納尼亞傳奇的完整七部童話。

註：這篇文章改從電影的角度探討『心靈躍升』的人文主題，己在網路上流傳甚廣，但是輚載的網站都沒有署我這個原作者的名字...:P

一、這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迷信的時代：

　　在科學昌明的現代，這是一個理性的時代；然而由於理性科技無法滿足心靈，這也是一個迷信的時代。理性使我們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謬，卻導致需要信仰的心靈走向新的一種荒謬；二十世紀出現許多勢力龐大的新興宗教，比起舊時代的迷信一點都不為過，差別只是新興宗教有更好的說詞可以解釋科學新事實；而隨著科學新事實典範更新，新興宗教也隨著典範更新。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這都是一個足以稱之為迷信的時代。

　　做為一本精彩的寫實小說，能夠讓華人熱愛至此的紅樓夢必定由於它觸碰到華人心底深藏的心靈問題。什麼是深藏的心靈問題呢？整個中國歷史，以致於現在的兩岸三地，華人一直面臨最多的苦難；而這苦難是輪迴的：今天朝代更替，一代新皇帝換了另一個新皇帝，資治通鑑上仍然布滿了血腥刺鼻的歷史；歷史的教訓從來沒有得到解決，治亂循環成為華人心靈最深的痛楚──這個世界是否一定是這樣永遠在苦難中輪迴？永遠逃不出？永遠輪迴的苦難我們可以稱之為「劫難」。

　　這種宿命論式的歷史觀與人生觀，對於一個充滿生命熱情的文學天才 ── 曹雪芹先生，他要如何表達他超越這種劫難的心路歷程？

紅樓夢的二元對立世界

　　從紅樓夢第一個字開始，「正」與「邪」之對立、「女人代表的水」與「男人代表的泥」之對立、「大觀園內的乾淨」與「大觀園外的污穢」之對立，就開始了曹雪芹把紅樓夢二元化成兩個對立世界的構思。

　　　偉大的女鋼琴家哈絲姬兒錄音資料不夠完整，對愛樂大眾真是一大憾事。根據《古典音樂雜誌》第二期對哈絲姬兒的介紹裡，我們知道她詮釋莫札特的有聲資料，大約只有1954到1960去世前的這一小段時期，憑這點資料我們很難說她最後的錄音和先前風格有怎樣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我也聽不出有獨特的轉變。底下我們可透過幾張版本作縱貫比較：1954年的第23號協奏曲，1955的第19號，1956的九段變奏曲《Duport》，1957的第27號，1958的第26號小提琴奏鳴曲KV.378，然後，歸結在最後錄音 ── 1960年的第20、24兩首協奏曲。

註：這篇文章轉而從演奏家一生之演奏錄音為生活史，縱觀『心靈躍升』現象在演奏家的印證。

　　當偉大的小提琴家葛魯米歐在１９８６年以６５歲的普通歲數去世時，令人感到一種時代己經過去了 ── 雖然，比這個歲數更早去世的天才演奏家不可勝數；但是，如同葛魯米歐般能在主流古典音樂唱片市場中延續了一個純粹的『美聲時代』，卻沒有夠數量的後代小提琴家繼承之，那便不得不令人嘆息一個時代的逝去。在非主流的『美好時代』唱片中，雖然說 BNL 的 Nikolic 與 PELASSY 比起葛魯米歐來還是在『美聲』差了明顯一截(但是弓法的優異可以補回夠份量的藝術成就，葛魯米歐的弓法失誤多了一些)，但是說不定會出現延續比法派的美聲小提琴家，這且拭目以待。

　　葛魯米歐超絕的琴音不只是個人的特色，更是為小提琴聲音之美下了一個永恒的定義。易沙意或更早期的美聲時代己經無緣親炙，在現今有聲記錄中，葛魯米歐的琴音代表一種純粹的小提琴之美：不像歐伊史特拉夫可歸於『厚重』、富蘭奇斯卡第可形容成『明媚』、謝霖可稱之為『坦誠』、密爾斯坦便是『高雅』而海費茲真的有點『冷峻』。如果想歸因於他所使用的小提琴是最好的一把史瓦第發利，只要綜觀他的所有錄音便可以打破這種論調。更重要的是，葛魯米歐從不會因為完美的琴音而對樂曲的內涵有絲毫怠惰；雖然天真坦率的表情是他面對樂曲的基礎旨趣，但我們總能在他不同的曲目中發現不同的變化意義。

註：這一篇以文學家徐志摩為例，使用『心靈躍升』的方法論，分析他與三個女人之間的愛情糾葛關係指向他們的藝術心靈追尋型式之不同。這是『心靈躍升』角度的另一種應用，先以文學家為例，音樂家的例子也不少。

一、藝術家的生活事件與藝術家的心靈事件：

　　從電視『人間四月天』開播後，徐志摩這位現代中國的浪漫詩人，以愛情事件的男主角身份重新被人們所認識，一時各種相關的書籍也紛紛出版而洛陽紙貴了。在這樣的一個愛情事件中，徐志摩的品性，林徽音的風範，陸小曼的評價，張幼儀的翻案，形成此一事件的主要觀感，也因此產生各種道德評價、道德保守主義的批判、女性主義的批判、社會正義的批判．．．．．．

　　然而，做為一個藝術家的事件，卻有兩種不同的面向；同樣的徐志犘的愛情事件，你可以把它思考成藝術家的生活事件，也可以把它感知為藝術家的心靈事件。每個藝術家的作品都綻放出形形色色獨特而驚人的面貌，促使人們想一窺藝術家的現實生活與其絢麗的藝術作品有何驚人的關聯。因此人們千方百計尋找藝術家的生活事件，即使找不到，也要把它無中生有地創作出來。貝多芬的『月光曲』流傳的盲眼少女故事是一例，貝多芬嗜食小牛肉、把他的作品周旋在貴族間競標上市價高者得的投資行為也是一例。在這樣的角度中，貝多芬的事件與喧騰一時的明星吳宗憲事件是沒有什麼差別。人們認識了現實生活的貝多芬，與其作品產生矛盾的關聯或相和的關聯，從中產生一種生活藝術的旨趣。

註：底下我將把『心靈躍升』角度不僅放在音樂家與演奏家，也放到其他人文藝術領域。我個人感受到的『心靈躍升』向度是一種普遍的方法論，不只在音樂領域內如此，在文學、藝術、電影等其他人文領域也如此。所以，先以超現實畫家達利為例，看看使用『心靈躍升』的方法論，能不能讓我們對人文藝術有更深刻的體驗。(這篇是舊文章，己經在網路上流傳了。)

『愛與美』以及『超現實』的兩種力量
　　　　　　　　　　　──　達利一生的繪畫軌跡

●　概論：

　　西方文化有一種我們東方文化很罕見的精神意象，就是我這裡要談到的『浮士德靈魂』。以大文豪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為代表，他描述一種追求理想的實踐生命：用浮士德的原詩來說，一開始就是『人在努力時，總不免迷誤。』而最後的結局是『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這是怎樣的藝術生命態度呢？

● 不同文化的不同思考邏輯

自從《躁鬱奇才》與《瘋狂天才》此類書籍出版後，探索藝術家的躁鬱之心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話題。究竟藝術家的內心世界與他的非凡成就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最古早的看法往往認為那是天命，藝術家的天才是來自上天所賜的。到了文藝復興之後，個人努力的學習可以獲得理性客觀知識，於是藝術也被認為是個人努力學習的成果。隨著科學理想宰制世界後，藝術又曾經被認定只是一種科學現象而己。到如今興起精神醫學的研究，藝術被認為可能是一種個人精神現象的表達。

　　於是我們看到三個截然不同的層次纏繞在這個藝術家內心世界的問題上：第一個層次是藝術品自身的價值，第二個層次是藝術家的精神心靈狀態，第三個是欣賞者被誘發的精神心靈狀態。以馬勒的《大地之歌》來說，它自身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足以成為永傳不朽的巨作。另一方面，馬勒作曲時的精神狀態，很明顯朝向企盼融入大自然可成為生命救贖力量的超越性思考；因此其他交響曲中習於出現的焦躁不安與沈鬱陰暗，在這首大地的吟唱中減少很多。最後，以我個人的聆聽經驗來說，由於大自然成為救贖力量，因而我在第三、第四樂章能感受到馬勒以複雜的樂器配置呼喚著單純的心靈，讓我對這兩個樂章著迷不己，更能肯定最後樂章精緻的作曲技巧與藝術成就。

　　因此，我嘗試進行一個藝術的追尋：看看藝術家的躁鬱之心、藝術品的躁鬱之心、藝術欣賞者的躁鬱之心，這三者到底有什麼糾葛的關係？

● 第一次追尋：巴哈與莫札特

一、前言：

　　為了呼應我對這個音樂blog的心靈相遇期待，本文將嘗試從古典音樂中去追尋人類心靈底層真實的呼喚，分析作曲家流露的心靈呼喚與聆聽者相對映的感動。我特別選擇音樂家生命晚期的傑作，因為，許多音樂家從早期到晚期的作品，恰能適切表達這樣的一個『走向心靈提問』的歷程。

二、從莫札特的後期音樂心靈談起：

　　莫扎特共創作了27首鋼琴協奏曲，幾乎全都是為了『演奏會的需要』而創作。換句話說，這些曲子基本上是要迎合當時的維也納上流社會階層；用另一句話來講，就是『媚俗』了。不過，莫扎特的天才即使是基於這樣的目的，一樣產生永垂不杇的偉大音樂。然而，當他的鋼琴協奏曲開始『賣不出去』、開演奏會沒有人要聽的時候，陷入困境的他，音樂開始走向『生命後期的光輝』。

　　有些音樂，在我聽起來感覺是那麼不同。在貝多芬的 OP.131 與 OP.133 弦樂四重奏，他讚美的是承擔苦難；在莫札特的 KV.364 交響協奏曲與舒伯特的鱒魚五重奏，他們讚美的是掙脫束縛走向個人的自由自在；在大部分的中國古曲，我聽到的是對「致虛極，守靜篤」最高的呈現。這些不同的感覺在我心中的爭戰，可以說是我２０歲前的真實寫照了。

　　我個人認為，藝術與我們深層的思考方式是相互影響的。如果一個文化的基本思維是主張出世、主張個人獨善其身社會便可以自動的兼善天下，那麼這種文化產生的藝術就會傾向『逍遙』感受的呈現；同樣的，浸淫在這種文化之後，個人也會同化成傾向以『逍遙』為人生終極意義的安身立命目標。處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下的台灣社會，繼承這種逍遙精神似乎是不能免的。

　　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音樂欣賞態度：如果追求「逍遙」的感受，很容易會在欣賞音樂時要求輕鬆愉悅，期待個人心情完全不受羈絆，因而選擇那些容易令人輕快適意的音樂。這種心靈的需求若是走的更深刻，就會傾向喜好「空靈」感的音樂，例如貝多芬的 OP.111 鋼琴奏鳴曲、布拉姆斯 OP.116 到 OP.118 的鋼琴小品與莫札特的 KV.570 鋼琴奏鳴曲和 NO.27 鋼琴協奏曲。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些問題：究竟什麼是人類心靈最大的重擔？這種心靈重擔又是使用什麼行為來表現？縱使我是一付孤僻又不喜歡與別人來往的怪脾氣模樣，但是對心靈苦難的悲憫一直是我心中一個最大的衝動。我不一定接觸人，但是我接觸音樂、文學、藝術，從中看到一個個藝術家透過其作品忠實的反映他們的心靈重擔；於是我也不由自主的陷入他們張起的網羅，隨著他們同悲同苦，最後，經歷與他們類似的心路。

OP133‧大賦格

OP133「大賦格」尾段